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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红军铸就了一部震撼全球的辉煌篇章，为世界军事史增添了耀眼的一章。尽管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已广为人知，然而，鲜有人知晓70年前这一战略转移背后的决策过程，以及它与当时推动全球革命运动的共产国际之间的紧密联系。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见解不一，统一结论尚未形成，其中蕴藏着众多鲜为人知的奥秘。
01
1933年的秋季，蒋介石汇聚百万精锐之师，配备近千门重型火炮和两百多架战斗机，亲自抵达前线指挥，向革命根据地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对中央苏区的投入尤为巨大，兵力超过三十个师，五十余万之众，并配以五个飞行大队并肩作战。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辅助下，蒋介石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策略，以及“堡垒主义”的新战术，步步推进，企图压缩根据地的生存空间，最终与红军主力决战，以期一举摧毁中央根据地的根基。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进攻，王明路线的领导人却顽固地推行一种消极的防御策略。在敌军“围剿”行动尚未展开之际，他们以所谓的“进攻路线”为由，反对进行必要的反“围剿”准备；而当敌军开始实施“围剿”时，他们又要求红军坚守国门，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深入敌后、诱敌深入的作战策略；在被迫进行防御时，他们又采取了只重防御、不谈进攻的保守军事思想。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上，他们不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而是分散兵力，与敌军进行消耗战；在作战方式上，则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和所谓的“短促突击”。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军事顾问李德，利用党的负责人博古对他的信任，独断专行地以军事教条命令红军在各防御区域修建碉堡和防御工事，与强大的敌军正面交锋，血战到底。他将红军主力划分为东、西两军，以所谓的“双拳出击”策略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与装备精良的敌军进行消耗战，导致红军遭受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1933年11月，福建地区见证了十九路军掀起的反蒋风云。遗憾的是，党内的“左”倾领导层却误判形势，将“中间派”视作最大的威胁。这一错误的判断，使得红军未能给予有效的支持，眼睁睁目睹反蒋力量走向覆灭。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红军仅凭简陋的武器和粗陋的碉堡工事，与装备精良的敌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这种毫无意义的消耗战，让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在1934年3月的三溪圩、三坑战役中，红军的伤亡人数便高达2200余人。到了4月，敌军集结11个师，对苏区的要地广昌发起了猛攻。面对如此巨大的敌我力量差距，李德、博古却仓促调动红军9个主力师与敌军进行所谓的“决战”，提出了“寸土必争”、“胜利或死亡”的极端口号。尽管红军对敌军造成了严重打击，但自身伤亡亦高达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7月，蒋介石调整战略部署，指挥31个师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猛烈攻势。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的防御战中，虽然重创了敌军精锐的八十九师，迫使其完全丧失战斗力，退出了战场，但红军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苏区的防御纵深地带。李德实行的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战术，使得敌人得以各个击破我军，导致原本的节节抵抗演变为节节败退。至8月，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个县城以及部分乡镇，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
“自1934年5月起，突围的准备工作便已经开始，并按照计划稳步推进。至5月底6月初，该计划在军事委员会上经过充分讨论，最终形成决议……我们也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将此计划上报给国际执行委员会。”史料记载显示，此次书记处会议的召开，距离红军长征出发仅有五个月的时间，其时间与李德的回忆基本一致。
02
1919年，共产国际正式成立，它作为推动全球革命运动的重要国际政治机构，对各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尤为突出。面对中共的咨询，共产国际于同年6月25日作出回应，原则上并未反对红军主力的阵地转移。但在此问题上，部分历史学家持有异议，他们认为由于中共与位于上海的共产国际大功率电台遭到敌军破坏，导致双方电信联络完全中断，因此中共无法接收到共产国际的回复。实际上，这已经是红军长征前的情形。共产国际代表罗迈在后续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确实曾回电并提供指导，支持中共的决策。这一说法也得到了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的明确证实。
我们亟需集结新的战斗力量，而中区（亦即中央苏区）的潜力尚未枯竭。红军各部及后方局势，尚未恶化到足以让我们陷入恐慌。至于苏区主力红军的撤退，实乃为了保存战斗实力，避免可能遭受的敌袭。在探讨国际十三次全会与中共五中全会决议时，我们的焦点在于战斗的前景、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红军的机动战术。我们首要任务是确保实力，在新环境下稳固并壮大自己，待机而发，发动全面攻势，以抵御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挑战。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窥见，共产国际虽在原则上认可了我们的计划，却并未明确表示对红军战略大转移的支持。相反，共产国际强调中央苏区“尚有潜力可挖”，对红军的抵抗力抱有信心。尽管电文中提到了“苏区主力红军撤退之事”，但这并非真正的战略转移，而是为了保留红军的“有生力量”，以避开敌军的潜在攻击。由此观之，共产国际对中共提出的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的态度显得犹豫不决，立场模糊。一方面，共产国际认为中央苏区仍有坚守的余地，另一方面，又担忧红军主力坚守苏区可能会在强敌围攻下遭受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的回应流露出明显的犹豫与模糊，这种工作态度暴露出其与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脱节，同时也暴露了其无法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复杂与激烈局势提供准确指引的严重不足。共产国际的立场对中革军委“三人团”——由李德负责军事指挥、博古负责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监督执行军事计划的领导团队——的决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在广昌战役失利后，李德曾提出撤出中央苏区的建议，并经中共政治局向共产国际请示，且已派遣红七军团、红六军团先行出发以探索转移路径（这批部队也是最早开始长征的红军），但他并未对红军的整体转移做出周密的撤离准备。他受中革军委委托制定的8月、9月、10月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也未明确红军主力转移的具体时间表，却依然坚持其六路分兵、全面防御的作战策略，继续将红军主力集中于苏区内部作战，与敌军主力正面交锋，寄望于侥幸取胜，最终导致红军的有生力量持续遭受重大损失。在共产国际的模糊指引下，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考虑撤出中央苏区，另一方面又坚定了“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决心。这种矛盾的战略指导，使得中革军委根本无法对战略转移进行充分的准备。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退出中央苏区的理由、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将前往何方等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尤其是在政治上，无法激发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无疑是严重的错误”。
截至1934年9月，面对日益紧张的反围剿局势，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启动战略撤退的准备工作。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通过统战策略与广东国民党将领陈济棠达成了秘密停火协议，为红军安全撤离苏区提供了保障。博古将此事上报共产国际，然而共产国际却持续发出询问电报，探讨在当前形势下，是否应当让红军主力坚守苏区继续战斗？这一态度反映了共产国际直至此时仍希望中央红军能在中央苏区坚持抵抗，不采取撤退行动。共产国际的电报对中央红军战略撤退时机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导致红军撤退推迟的重要因素之一。
03
史籍有载，共产国际实则不愿红军的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转而投身于充满未知与风险的远征之旅。它更倾向于红军在现有的根据地持续扩张势力，打造一支既强大又令人敬畏的军事力量，能够执行战略行动。这一决策背后，蕴藏着深远的国际战略考量。1934年夏日，面对国际局势的剧变，共产国际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着手筹备构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基于此，共产国际与苏联迫切需要在远东及中国建立起强大的抗日力量，以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膨胀，减轻苏联在远东所承受的国际压力。这一举措有助于将战略焦点顺利转向欧洲，集中力量对抗迅速崛起的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扩张，从而避免在东西两大战线上同时作战。
为了确保战略重心顺利转向欧洲，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曾寄望于国民党，试图借助其力量牵制日本。然而，通过分析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淞沪及长城抗战中对日本侵略扩张的软弱态度，以及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政策，共产国际并未察觉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转向坚决抗日的迹象。因此，共产国际将抗日与牵制日本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工农红军的进一步壮大。此时，中国工农红军已度过初创的艰难时期，历经数年激战，尤其是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的胜利，实现了显著的发展和壮大，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所掌握的中国红军人数已超过三十万，成为亚洲和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其军事力量不容小觑。共产国际及其领袖斯大林都期待中国红军不断壮大，并在适当时机承担起抗日的重任。基于这一前提，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自然不愿看到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在强敌的压迫下进行不明前景的战略大转移。（在抗战期间，斯大林目睹中共军事力量的持续增强，也曾多次不切实际地向中共中央建议，让“红军”主力进军东北，以牵制日军北进，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压力。）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情况把握不足，其对革命形势的预估过于乐观。博古与李德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判断，将其视为“争取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这种错误的认识，加之他们对实际战况的粉饰，导致共产国际内部普遍出现了轻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势力、过分高估革命力量的倾向。在这样的氛围中，共产国际难以正视并承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严重挑战。若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这无疑标志着中共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重大挫折，对共产国际及苏联亦将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当然，共产国际此时也深刻反思了以往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担忧继续强迫红军坚守原根据地会引发无法预料的损失，因此，在原则上并未明确反对红军主力为保存实力而撤出中央苏区。
04
在战略转移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后，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仓促进行战略转移的必要准备。在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国内形势下，为使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和国内抗日救国战略任务有机统一起来，并通过创建发展新的根据地建立抗日救国基地，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创造条件，进而取得全国民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便首先在战略转移的政治舆论准备上将红军的转移行动宣传定义为“北上抗日”，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动员。而抗日救国既是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客观要求。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就发出了抗日救国宣言，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定》，号召组织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寇的侵略，并派出了杨靖宇、周保中等一大批优秀党员到东北组织红军游击队（后改称“抗日联军”）与敌浴血奋战。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使抗日救国的理念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在此次仓促进行的战略转移准备中，党的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又进一步在有关讲话、指示和报刊文章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进行红军北上抗日和对日作战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将战略转移与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在“八一”誓师大会的胜利号角中，我们满怀信心，决心彻底挫败敌人的五次“围剿”，全体红军准备北上抗日。8月4日，红军总政治部再度发布《关于在部队中解释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指示》。紧接着，8月7日，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带领下，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开启了长征的先遣行动——“抗日西征”的突围战。8月10日，《斗争》杂志第70期发表社论，号召“让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民族革命战争广泛武装民众的起点”，并在红军部队中大力开展北上抗日的宣传教育活动。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长征的征程。近年来出版的红军长征日记也证实，尽管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极为仓促，但红军的动员教育将退出苏区根据地的战略行动称之为“北上抗日”（部分也称“西征”），并未提及“战略转移”这一词汇。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怀揣着“抗日救国”和“北上抗日”的坚定信念，浴血奋战，跨越了充满艰难困苦的长征岁月。
九月行将结束之际，军事形势再度波澜迭起。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一场军事盛会，由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精心布局，制订出了一项旨在一举歼灭红军的“铁桶计划”。该计划动用了150万大军、300余架飞机以及200余门重型火炮，采用了“分进合击”与“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对瑞金红色根据地进行集中攻势，意图将红军主力围困在狭小区域内，进行决战。目标是在短短一个月内，彻底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举措深恶痛绝，于会议闭幕当晚便将此计划透露给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项与年历经磨难，突破重重封锁，终于在10月7日将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安全送达中共临时中央。
在面临严峻的敌我抗争之际，李德与博古意识到情势的迫切性，他们坚信实施战略转移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否则危局难以挽回。即便是素有沉着冷静、智谋超群的周恩来，也认为红军主力必须立即撤退，力求在敌军形成包围圈之前，突破敌人的“铁壁”，寻找新的作战良机，从而挫败敌人的“围剿”计划。通过对敌军“铁壁计划”及当前敌我形势的细致分析，临时中央及“三人团”迅速作出决策，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了（战略大转移）行动命令，并成立了以项英、陈毅为核心的中央分局，带领少量部队坚持游击作战。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遵照命令，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并于10月16日至21日，分别从四个渡口顺利渡过于都河，开启了战略突围，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红军长征启动之际，国军对中共在上海的通讯网络实施了破坏，此举切断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这一事件使得共产国际失去了对红军行动的实时监控。据史料所示，当斯大林从共产国际高层那里获知红军长征的消息，他流露出了失望之情，并疑惑地问道：“他们为何突然撤离？”这反映出斯大林及共产国际不希望红军在反“围剿”战役中遭受挫折，或中央根据地的放弃。他们更倾向于红军在原有根据地巩固实力，待到合适的时机或必要时刻投身抗日，以配合共产国际的全球战略布局。因此，斯大林对“外国顾问”李德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感到极为不满。李德在长征后长时间滞留延安，不敢返回苏联。即便他最终返回苏联，也迅速遭到了严格的审查。尽管他因德国共产党成员身份而幸免于难，但在共产国际中失去了重要的职位，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