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是 1953 年，全家从南京迁到上海后 。一天，父亲陈毅、母亲张茜带我去西郊公园玩，遇见了也是带着小孩的一家人。父亲就让我叫两个个子不高，但很精神的大人为‘阿丕叔叔，小谢阿姨’。当时我感到特奇怪，难道还有姓阿的吗？叫一个大人为‘小’谢阿姨也是没有过的事，我很难为情，只喃喃地喊了一声后来发现所有人，无论老的还是小的都一律称呼他们为阿王和小谢，也就安然了。长大了，我才知道小谢阿姨有一个很男子汉的名字叫谢志成；才知道阿丕叔叔的真名是陈丕显，从前是一个红小鬼，和父亲陈毅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这是陈毅儿子陈丹淮的回忆录中一段话。从回忆中，从中可以窥见陈毅和陈丕显交情之深。
事实上，陈毅和陈丕显有着长达30多年的交情。在战火的洗礼和革命年代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烽火中的结缘
陈丕显与陈毅的渊源，早在他 13 岁时便已埋下伏笔。1929 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在闽西上杭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身为土生土长的福建青年，陈丕显经常能看到红四军张贴的各类布告，这些布告的署名大多是 “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陈毅”，他也正是通过这些布告，首次知晓了陈毅的名字。
在共产党人革命理想的感召下，陈丕显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成为陈毅麾下一名充满朝气的 “红小鬼”。
从那时起，关于陈毅的革命事迹便不断传到他耳中，让他对这位革命前辈充满了敬佩。但两人真正意义上的相识，却要等到六年后的 1934 年。
1934 年 10 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红军主力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毅与陈丕显奉命留守中央苏区，肩负起坚持游击战争的艰巨使命。
1935 年初，国民党军队将留守苏区的部队和机关围困在狭小的南山区，局势瞬间变得危急万分。同年 2 月，留守部队决定兵分九路实施突围，前往各个游击区继续坚持斗争。
3 月 3 日，赣南省军区司令部驻地被敌人重重包围，枪声密集响起，硝烟弥漫在空气中。当时腿部负伤的陈毅拄着拐杖，与陈丕显、项英、蔡会文等同志一一握手道别。这便是陈毅与陈丕显的第一次相见，令人感慨的是，相遇之时便是分别之际。
他们紧紧握着彼此的手，反复说着珍重与再见。陈毅目光坚定地望着众人，从容说道：“我们红军战士都是革命的英雄，不仅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
经过一夜的短暂休整，部队在黎明时分继续前行，成功突破敌人封锁，穿过赣信公路。一路上，有当地群众和交通员主动带路，战士们逢山开路、遇水蹚河，坚持夜行晓宿，朝着粤赣边地区稳步前进。
陈毅、项英、贺昌率领最后一批突围部队从于南出发，向油山方向转移。突围过程中，部队付出了巨大牺牲，许多战士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5 年 4 月上旬，抵达油山的两路队伍终于实现重逢，与原本坚守在油山的战士们汇合。虽然分离仅仅一个月，却仿佛隔了漫长岁月，众人相见时百感交集。
尽管每个人都衣衫褴褛、面带疲惫，但眉宇间却洋溢着坚定的信念与胜利的光芒，大家哽咽着紧握双手，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默契。
不久后，干部会议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会议上，陈丕显被确定为赣粤边特委的领导成员。从此，这位昔日的 “红小鬼” 正式投身赣粤边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与决策部署，成长为一名在革命风口浪尖勇挑重担的前线指挥员。
在赣粤边转战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陈毅与陈丕显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结下了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
更为重要的是，在陈毅的言传身教与悉心指导下，陈丕显逐渐掌握了丰富的斗争策略、高超的指挥艺术、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宝贵的工作经验，这些财富让他终身受益。
“长岭分兵” 后不久，陈丕显便初露锋芒，他严格遵循项英、陈毅制定的反 “清剿” 原则，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成功指挥游击队奇袭南雄乌径区公所、智取大余山矿井队，并在夜袭大余游仙村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他展现出的杰出指挥才能，赢得了陈毅的高度赞赏与肯定。
与此同时，陈丕显结合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游击队的《行军规则》和《秘密原则》，带领队伍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巧妙周旋、坚决斗争，使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游击战争的条件极为艰苦，缺衣少食、露宿山林是家常便饭。
为了打击敌人、发动群众，陈丕显率领工作团在大余县彭坑一带，先后组建了 4 个贫农团和多个党组织，将游击区从深山延伸至山外，逐步与油山游击区连成一片，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的范围。
烽火中的牵挂
1936 年 6 月，为了统筹指挥大余地区的反 “清剿” 斗争，陈毅与陈丕显一同住进了彭坑村周篮嫂家的茅草屋。为防范敌人突然偷袭，他们特意从后窗到后围墙架起一块长长的木板，一旦发现敌情，便可迅速从后窗经木板翻过围墙，隐蔽到附近的山林中。
那段时间，陈毅与陈丕显常常翻山越岭，在北山与油山之间奔波忙碌。每当夜晚在大庾岭山岭宿营时，陈毅总会笑着对陈丕显说：
“我们可是头枕着广东，脚踩着江西睡觉啊！” 这句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也为艰苦的斗争生活增添了一抹乐观的色彩。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同住一个窝棚，同吃一锅竹笋野菜，共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 “清剿”，彼此间的友情在风雨同舟中愈发深厚。
在赣粤边转战的三年里（1934 年 - 1937 年），陈毅始终牵挂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然而，除了突围前收到过两份党中央的电报外，他们在深山老林中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陈毅多次对陈丕显感慨：“要是能派人前往陕北与中央取得联系就好了！” 他也曾多次致信茅盾、卢新等人，希望通过他们搭建起与党中央沟通的桥梁，但这些努力最终都石沉大海。这份迫切与中央取得联系的心情，意外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梅岭事件”。
当时，从事地下兵运工作的陈宏，在参加完赣粤边特委会议返回途中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陈宏最终叛变投敌，并与敌人合谋设下圈套。
次日，陈宏伪装成执行任务归来的模样回到梅岭，谎称有中央代表前来与陈毅等人会面。急于与中央取得联系的陈毅，当即安排项英、陈丕显留守，自己则独自进城与 “中央代表” 接头。进城后，陈毅敏锐地察觉到异常，发现其中有诈，便迅速折返。
陈宏久等陈毅未归，察觉阴谋败露，随即率领敌人将梅岭斋坑团团包围。陈丕显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后，立即与项英等人冲出棚屋，隐蔽到一处茅草茂密的小山包上。
敌人搜寻两小时无果后，恼羞成怒之下放起大火，企图借助火势将他们逼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天空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场倾盆大雨骤然降临，成功浇灭了大火。敌人仍不死心，继续搜寻至黄昏，最终一无所获，只得悻悻离去。陈毅则趁着夜色，悄悄摸回斋坑。
陈丕显确认敌人彻底撤离后，才从藏身之处走出与陈毅会合。经历这场生死考验，尽管分离不足半天，两人却仿佛久别重逢，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关切地询问着彼此的情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陈丕显积极协助陈毅、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发布了《告赣南民众书》《停止内战 联合抗战》等重要文件，向民众宣传抗日主张。
此外，他还遵照指示前往信丰、瑞金等地，联络寻找三南、汀瑞游击队，并负责红军游击队的集训与下山改编等工作。
1938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陈毅出任新四军军分会委员兼一支队司令员。
同年 6 月，陈毅率领部队向苏南东进，成功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而此时的陈丕显则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年部长，两人虽因工作需要暂时分离，但彼此间的友情丝毫未减，反而在相互牵挂中愈发浓厚。
据谢志成回忆：“我和陈丕显新婚之夜，他拿出一把精致的左轮手枪，自豪地对我说：‘看，这是陈司令前几天送的。’我见手枪做工精巧，便想伸手摸摸，他立刻把手缩了回去，认真地说：‘不要乱动！这是陈司令送给我的。’” 一把手枪，承载着两位革命者之间沉甸甸的信任与情谊。
并肩创伟业
1940 年 6 月，陈丕显受中央东南局指派，前往苏皖区党委巡视工作。在茅山水西村，他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陈毅。久别重逢的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陈毅向他详细介绍了新四军 “向北发展，向东作战” 的战略部署与当前形势。听完陈毅的讲述，陈丕显当即决定留在苏南，与老战友一同投身革命事业。
同年 7 月，陈毅与粟裕率领苏南主力部队北渡长江，按照中央指示开辟苏北根据地。当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正在苏南太湖根据地开展工作的陈丕显，收到了陈毅发来的加急电报：“望速带东南局干部渡江，在江都塘头会合。”
接到指示后，陈丕显毅然告别新婚妻子，率领包括陈毅夫人张茜在内的十几名干部，乘船横渡长江。当时他们仅携带三支枪，途中险些与江上巡逻的十几名日军遭遇。
幸运的是，在芦苇荡的掩护下，他们成功避开日军视线，于拂晓时分安全抵达长江北岸。
次日，陈丕显向陈毅详细汇报了北渡途中的经历以及江南地区的工作情况。陈毅对他说：“我们与韩德勤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他的兵力是我军的十倍。
这次东进北上可谓背水一战、破釜沉舟，但我们有苏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哀兵必胜。” 见陈丕显急于投入工作，陈毅拿出一封中央电报，电报中要求成立统一指挥的苏中区党委。陈毅委托陈丕显先行摸清苏北各地党组织的人员构成、分布情况及队伍素质，在此基础上制定初步方案，组建统一领导的区党委。
1940 年 7 月 26 日，陈丕显跟随陈毅向黄桥方向东进。9 月，苏北区党委正式成立，陈毅兼任书记，并提名陈丕显担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是两人首次以直接的正副职关系并肩工作。
从中央苏区儿童团书记到少共赣南省委负责人，从东南局青委书记到苏北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成长，最终走上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岗位，这成为他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1940 年 10 月初，黄桥战役正式打响。陈丕显全面负责战场指挥协调工作，动员苏北民众全力支援前线、做好后勤保障。黄桥镇上的 60 多家烧饼店不分昼夜赶制干粮，为战士们提供充足的物资支持。
在为期三天的决战中，新四军不仅成功击退韩德勤的进攻，更在苏北地区牢牢站稳脚跟，共同开启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危难之际，陈毅出任代军长，肩负起领导新四军的重任，在苏中活动的新四军军部改编为第一师。
同年 3 月，中共苏中区党委正式成立，陈丕显继续担任副书记。战争年代，各级党委一把手通常由部队主管兼任，但由于部队流动性强，除重大问题外，难以全程参与地方工作讨论。因此，陈丕显主动承担起苏中区地方党政全面领导工作，直至苏中地区全境解放。
从 1940 年到 1949 年，在陈毅的领导与支持下，陈丕显带领苏中军民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坚决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始终坚守在苏中战场，为发展、创建和巩固苏中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岁月中的守望
1949 年，对于陈毅与陈丕显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两人率领部队渡江南下，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向接管大城市，共同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此时，陈丕显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陈毅则出任上海市市长，在不同岗位上为国家发展操劳。
1952 年，陈丕显接到中共华东局书记谭震林的电话。在陈毅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决定调任陈丕显担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要求他立即前往华东局汇报工作。
接到命令后，陈丕显从无锡火速赶往上海。陈毅见到他后，激动地说：“阿丕，你想不到吧，我们又能在一起工作了。”
陈丕显却有些顾虑，推辞道：“军长，我哪里能胜任上海的工作啊！” 陈毅笑着反问：“既然你能把苏南治理好，为什么不能做好上海的工作呢？” 随后，陈毅郑重告诉他：“这项任命已经中央批准，调你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主持日常工作。” 见首长态度坚决，陈丕显暗自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1953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同志致电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意陈毅同志的提议，上海市委的工作由陈丕显负实际责任。” 同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华东局及陈毅、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因陈毅事繁，刘晓同志病假，同意陈丕显担任代理第一书记职务。” 这两封电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陈丕显的高度信任。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陈丕显全身心投入上海的建设与治理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禁止娼妓、镇压反革命、铲除毒品、平抑市场物价、维护社会稳定、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4 年，陈毅奉命调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离任前夕，他与陈丕显促膝长谈，分享了自己在上海工作的心得体会：“上海这座大城市情况极其复杂，工作中既要积极进取，又要谨慎稳妥。
社会的安宁与团结，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的重要前提，务必时刻注意。” 即便到北京工作后，陈毅依然十分关心上海的发展，每次回到上海，陈丕显都会向他详细汇报工作形势，让上海的干部更好地领会政策精神、把握发展方向。
有一次，陈毅与周恩来总理一同来到上海，陈丕显夫妇在锦江饭店设宴款待，席间准备了螃蟹。周恩来总理吃螃蟹时细剥慢嚼、从容雅致，而陈毅则豪爽洒脱，连撕带掰，连壳带肉一同咀嚼，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情与风格相映成趣。
结果，周总理还未吃完一只螃蟹，陈毅已经吃下三四只，面前堆起了一盘蟹壳，引得陈丕显夫妇哈哈大笑，连周总理也忍俊不禁。
曾有外宾问陈毅：“您认为自己工作中哪个时期最辉煌？” 陈毅毫不犹豫地回答：“还是在上海的那段时光最愉快。” 这句话足以看出，陈毅对在上海工作的岁月格外珍视，也对与陈丕显等同事的合作充满认可。
陈毅始终牵挂着陈丕显的身体与工作。1966 年，陈丕显突然鼻腔大出血，经检查确诊为鼻腔癌。陈毅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时常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还对身边人惋惜地说：
“阿丕比我小十几岁，正是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的时候，却得了这样的重病，可惜啊，太可惜了！” 后来，在周总理的关心与安排下，陈丕显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逐渐好转。但他们未曾料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1966 年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结束后，陈毅特意在家中设宴，邀请华东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等负责人相聚，其中就包括陈丕显、叶飞等人。
看着这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老部下，陈毅心中满是感慨与辛酸。他举起茅台酒，为每位同志斟满酒杯，深情说道：“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以后要是过不了关，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令人痛心的是，这句饱含不舍的话语最终成真。北京这次家宴之后，陈毅与陈丕显便再也没有见过面。1967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保护一批部长、省市委书记级别的干部，这份保护名单由谭震林和陈毅亲自拟定，陈丕显位列名单之首，足见陈毅对他的珍视与保护。
1975 年，陈丕显重新分配工作，回到北京。抵达北京后他才得知，陈毅夫妇已经双双离世的噩耗，心中悲痛万分。此后，陈丕显将对陈毅夫妇的深切思念与关怀，全部倾注在他们的子女身上，数十年如一日地关心照顾着孩子们的成长。
1995 年 8 月 23 日，陈丕显与世长辞。或许，在另一个世界，他已经与挚友陈毅重逢，延续着那段跨越烽火岁月的生死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