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部分不法资本家即对新生人民政权发起经济攻势，这些资本家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共产党与上海资本家间的经济博弈已成必然趋势。这场经济博弈由陈云负责指挥，他通过灵活运用多种经济策略与资本家展开较量，最终赢得这场建国初期的经济战役胜利。对于这场无硝烟的经济对抗，毛泽东作出高度评价，指出其战略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陈云担纲领导职务
1949年，中国共产党筹备建立新中国之际，面对的是国民党遗留的残破局面。长期战争对中国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经济陷入崩溃。当时，全国遍布战争创伤，工厂停产，交通中断，物价飙升，民众生活困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识到经济问题的紧迫性。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若在生产上缺乏知识，不能迅速掌握生产工作，无法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并取得实际成效，无法首先改善工人及普通民众生活，则无法维持政权，将难以立足，必将失败。资产阶级也察觉到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上的挑战。但他们选择旁观，甚至期待共产党出丑。他们认为，共产党擅长军事和政治工作，但在经济管理和城市治理上毫无经验。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党对经济的不熟悉，扰乱经济秩序，从中渔利，给共产党一个经济上的打击，进而将共产党逐出城市。因此，解放军一进城，资产阶级便向共产党发起了经济挑战。
最先且主要对中国共产党构成挑战的是上海的资本家群体。彼时，中国资产阶级多集中于上海。上海资本家势力雄厚，掌控着上海的物资调配、货币流通及国内外贸易，形成了一种特殊格局：上海的政权归属共产党，但经济命脉却由资本家把持。上海资本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展开了激烈攻势。他们操控货币市场，阻止新生政权发行的货币流入上海；操纵粮食、棉花等关键物资，进行囤积以谋取暴利，剥削民众；还引发了多轮通货膨胀，从民众身上榨取财富，从而引发了一场经济领域的较量。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有委员拍摄了合影。照片中，前排左数第六位是陈云。
面对资产阶级的猛烈攻势，共产党需在上海这个资本家聚集之地应对资产阶级挑战，赢得经济领域胜利，方能在上海立足，进而稳定全国经济，推动生产恢复与发展。在这场上海经济战中，由谁来担任指挥者？已确定出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经过长时间思考，最终选定陈云来担此重任。
周恩来很早就对陈云有所了解。20世纪30年代初，二人便已相识。那时，陈云在上海创办若干商业机构，为党组织筹集经费，展现出卓越的经济才能。其经营的商业企业盈利颇丰，所得款项悉数上交中央。因此，陈云受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赞誉。周恩来对陈云的经济活动能力颇为认可。延安时期，陈云虽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但仍为边区经济工作作出诸多贡献。尤其在东北解放后，陈云接管大城市时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在他的领导下，东北各大城市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此外，他还在苏联协助下，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东北经济建设计划，获得毛泽东的肯定。周恩来对陈云的理财能力深感钦佩，在作出多项重大经济决策前，均发电报向远在东北的陈云征求意见。
在选定指挥与上海资本家开展经济较量主帅人选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由陈云担任。毛泽东对陈云亦十分认可。由此，中央前往上海领导共产党与资本家进行经济较量的人选得以确定。
陈云担任主要负责人后，首要任务是搭建对抗资本家的经济指挥核心。彼时，中央已确定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并交由陈云主持。陈云判断，国家亟需此类经济决策中枢，不可拖延，遂即刻决定将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整合，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经短暂高效筹备，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于北平城东九爷府正式挂牌运作。该机构成立后，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与资本家博弈的经济管理平台，陈云则成为这一平台的核心领导者。
面临严峻局势
陈云担任中财委负责人时，面临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1949年，中国历经长期战乱，经济遭受重创。粮食产量锐减，众多工厂停产或关闭，物资严重匮乏，物价飞涨，城市中出现大量失业工人。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建立新中国之际，又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夏季，中国多地发生特大洪水，大量农田被淹，众多农民失去家园。这使得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面临极为严峻的经济局面。1949年，多项经济指标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降幅达半数，其中重工业下降70%，农业下降25%，粮食总产量极低，人均国民收入仅27美元，为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
经济困境在江浙地区尤为显著。该地区曾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然而持续战乱及蒋介石撤离台湾前的大规模搜刮，导致物资极度匮乏。企业缺乏启动资金，众多工厂处于停产状态。上海经济状况尤为严峻，煤炭储备仅能维持一周，棉花与粮食储备不足一月。在13647家企业中，仅有四分之一维持运营，曾居亚洲领先地位的上海棉纺织业，每周也仅能维持三天生产。
◆新中国刚建立时的陈云。
上海物价多次大幅攀升，金融领域陷入无序。作为金融资本汇聚地，金融投机者趁机操控市场，引发金融动荡。众多商家拒收人民币，银元流通则被投机者把控。部分反动势力宣称：共产党无法在经济层面掌控上海，人民币将被逐出。另有一些人对共产党经济治理能力存疑，认为其军事能力可评80分，经济能力却为零分。上海投机商尤其企图利用新政权初建、百业待兴、忙于社会稳定的时机谋取私利。他们从事金融投机，操控物资市场，意图扰乱上海经济秩序，进而掌控经济主导权，使共产党难以实施有效管理。如此一来，尽管解放军已占领上海，共产党也建立了政权，但经济层面似乎仍被投机势力主导。正因形势严峻，且上海资本家经济实力雄厚，他们才敢于在经济领域与共产党对抗。
毛泽东意识到让陈云主导这场经济攻坚任务的艰难程度，彼时，他作出一个贴切比喻：此乃一场不亚于淮海战役的较量。
银元争夺风波
中财委组建后，陈云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上海事务。7月19日当天，陈云动身前往上海，主导新生人民政权与上海资本家间的经济博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人民币却未能进入上海市场流通。上海解放伊始，陈云作出决策，增发部分人民币投入上海，借由采购上海物资，推动人民币进入上海并确立其主导货币地位。与之同步，中央指示上海军管会发布通告：自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作为计价标准。为缓解民众困难，允许金元券在上海市场短期内继续流通。与此同时，陈云指导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初期核心任务是按1：10万比例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陈云原预期，通过兑换金元券，人民币将迅速主导上海市场。
上海资本家不认可人民政权，不愿经济特权受损，便采取手段：先悄无声息地让人民币兑换金元券，待人民币大量置换金元券后，再以黄金、白银、美元冲击人民币，企图让人民币重蹈金元券覆辙，沦为废纸。待人民币基本完成对金元券的置换，上海资本家使出两招：一是利用银元套换人民币。他们囤积大量银元，肆意抬高价格进行投机。因银元囤积量巨大，每倒手一次银元，就能获利人民币160多元，致使人民币与银元比价持续攀升，人民币贬值。二是制造上海仅银元可交易的假象。经他们操控宣传，上海商业机构纷纷以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如此一来，人民币几乎无法流通，信誉大跌。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晨发行出去，晚上便基本收回。上海资本家意图通过这两招，打压人民币。
◆1949年，上海街头出现银元交易现象。
陈云了解上海资本家的意图，也明白银元之战取胜的关键意义。起初，他打算通过抛售银元稳定市场。他调拨10万银元投入市场，但很快被投机者吸纳，非但未稳定市场，还损失了10万银元。此时，资本家暗自得意，认为陈云到上海也难以与他们抗衡。
事件过后，陈云对上海金融状况进行冷静剖析，意识到金元券已成过往，无法与人民币抗衡，上海当下流通货币以银元为主。金融领域面临的对手已转变为银元。资本家利用银元展开经济对抗，其核心据点位于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资本家以此为据点，从事非法金银及外币投机交易，业务范围遍及上海各处。陈云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6月8日，陈云致电华东、华中局，要求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者。他指示，为更有效打击上海投机商人，需先派遣人员潜入证券大楼，调查违法商人活动，确定扣押名单后再行动。华东局接到陈云电报后，指令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执行。鉴于上海特殊情况，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未立即采取行动，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向投机商表明立场，要求停止经济犯罪。但上海资本家并未撤退，且认为新政权无法对其构成威胁，故继续银元投机。劝说无果后，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警包围证券大楼，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率200余名干警控制大楼通道及主要区域，登记楼内2100人名单，并命令他们到底层大厅集合，接受政府代表训话。随后，将预先确定需扣押的238人送交法院审讯，其余人员经教育后释放。
◆上海民众举行游行，抵制不法商人非法倒卖银元行为。
随后，陈云向华东局与华中局下达指示，要求实施以下举措：一是要求铁路、公路及上海公用事业领域统一使用人民币结算；二是税收征收统一采用人民币；三是在上海率先发行实物公债，其他地区同步推进公债发行；四是要求各私人银行进行资金核查；五是放开全国各区域间汇兑业务，通过货币基础稳固的老解放区货币支持新解放区货币流通。
陈云采取强硬手段与和平策略并用、政治手段与经济手段结合的方式，迅速平息了上海资本家引发的银元风潮，稳定了上海金融市场，赢得了与资本家之间的银元之争。
粮食领域角逐
上海解放后，部分资本家凭借对粮食流通渠道的掌控及倒卖行为，大规模囤积粮食，操控粮食市场。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从民众处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以粮食为筹码，与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对抗。上海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本就面临挑战，一旦粮食供应趋紧，政治与经济形势便会迅速恶化。资本家企图借此机会，与共产党展开一场粮食博弈，通过操纵粮食市场，颠覆共产党政权。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报》刊发消息，大量粮食与煤炭抵达上海。
陈云认识到，与上海资本家进行粮食博弈不可避免，且必须取胜以稳固上海地位并恢复经济。当时，部分干部对这场粮食博弈缺乏信心。陈云鼓励道，不必悲观，经测算，上海每日300万斤粮食即可满足需求，此问题可解决。随后，陈云安排政府人员从各产粮区调配大米，每月3000万斤，日均100万斤。同时，通过规范整顿市场，使上海每日自由上市大米达80万斤。因上海部分人食用面粉，上市面粉可折合80万斤大米。战乱时期，上海市民存有应急粮，可补充粮食缺口。上海周边为产粮区，7月底江苏早稻成熟且价格低于上海，陈云即刻组织收购江苏大米运往上海供应市场。为确保无误，陈云还从东北、华中调入1亿多斤粮食，9、10月每月供应市场6000万斤。起初，上海资本家见政府运粮，便高价收购，企图掌控共产党调来的粮食，但判断失误。当资本家囤积大量粮食时，发现共产党组织的粮食供应不断，且以平价销售。他们高价购入的粮食无法以市场价售出，降价出售则亏损，许多资本家囤积的粮食最终烂掉。
为防止资本家长期掌控上海粮食市场，陈云安排干部前往江苏、浙江等粮食产区，与当地签订长期粮食购销协议，确保这些地区持续稳定向上海供应粮食，从而将资本家完全排除出粮食市场。
粮食争夺战最终以共产党获胜收尾。
棉业竞争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是纺织业高度发展的城市，纺织工业在上海工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上海解放后，恢复纺织生产成为工业复苏的首要任务之一。部分上海资本家意图通过垄断棉花资源获取更大利益，并试图以此排挤共产党政权。其策略是，通过控制棉花供应迫使纺织厂停工，阻碍上海工业恢复，迫使共产党方面妥协，进而达到操控新政权的目的。
陈云识破上海资本家图谋。恢复生产时，他首先锁定棉花这一核心要素。当时，政府手中棉花储备有限，陈云指示，先让上海三分之二大型纺织厂恢复生产，优先为这些工厂提供棉花。随后，他组织多方力量收购棉花，从中纺购入23万担，从香港购入部分，从上海贸易处购入部分，又从华东、华北、西北地区购入部分，迅速筹集到79.6万担棉花，充分满足上海纺织厂原料需求。在收购过程中，陈云提前部署新棉收购计划，11月底即获得新棉，并从华北、华中、西北、华东地区预订480万担棉花。此举使共产党基本掌控棉花市场，确保纺织厂原料供应。资本家见共产党已控制棉花供应，担忧亏损，只得低价抛售手中棉花。在棉花市场博弈中，资本家再次落败，且损失惨重。
运输战役
上海解放初期，因战争破坏铁路尚未修复，运输效率低下，而上海对商品及物资需求巨大。资本家借机操控私人运输渠道，进而控制上海商品市场，给人民政府制造难题。陈云意识到，共产党要在上海立足，需尽快解决运输难题。他认为，只要铁路运输畅通，运输问题便基本解决。因此，他抵达上海后即指示加速铁路修复，要求华东财委将铁路运输列为重点，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并增加列车通行量。蚌埠至浦口段，需争取每日开行16至18对列车。他强调，需解决行车缓慢、调度不畅的问题，并提出增加错车点、延长支线、增设通讯设备、加快装卸速度等具体措施，以缩短列车停留时间。政府需投入大量资金修复铁路。同时，他指示全力修复主要公路运输线路，政府组织的公路运输不仅限于汽车，还包括马车、骡车、驴车等，务必全力保障上海物资供应。
陈云直接负责运输事务，迅速修复了通往上海的全部铁路，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同时，公路运输也得到快速发展，弥补了铁路运输的不足。上海物资供应与商品流通问题得以全面解决，资本家掌握的私人运输渠道被取代，资本家不得不依赖人民政府的运输部门开展业务。资本家不仅在运输竞争中失利，还必须遵从人民政府的指令。
抑制通胀的斗争
上海解放初期，因军队入驻及旧政府人员安置需求，新组建的政府机构吸纳大量新职员，同时工厂恢复生产后职工规模扩大。供需失衡导致物价迅速攀升，部分资本家借机操控市场价格，最终引发上海出现通货膨胀。
需遏制通货膨胀，因资本家企图借其损害我们利益。我们与资本家围绕通货膨胀展开的对抗已不可避免。要赢得这场较量，关键在于迅速稳定人民币汇率、控制物价。针对抑制通胀措施，当时内部有人建议削减开支以稳定货币和物价。这虽可行，但陈云认为并非最优方案。他指出：当前仍有军事行动，军费开支不可削减，否则无法满足部队需求。为恢复上海经济而收购棉花及出口物资所发行的货币亦不可减少，否则将影响当地农业和工业生产。虽可节约部分开支，但节约幅度有限。
◆1950年，上海民众认购公债情况。
如何解决更好？陈云决定采取以下举措：其一，发行公债。此举能回笼货币、遏制通货膨胀并筹集资金以推动生产。为预防发行公债后出现状况，陈云事先采取调剂通货、公债发行量及黄金、美钞收购量等措施，其建议获中央认可。尽管公债发行推迟至1950年1月，但前期准备已对抑制通货膨胀有所助力，公债发行时更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二，提高税收。上海解放初期，部分干部认为国民党时期税收繁重，解放后应减轻，以减轻民众负担。陈云则持不同看法，他指出税收是政权运行所必需，但需限定在民众可承受范围内，且税收应用于民众。如此，民众将支持税收，增加收入后便有经济能力抑制通货膨胀。为强化税收工作，陈云提出口号：宁可缺少县委组织部长，也不可缺少县税务局长。他要求各县在配备领导干部时，除书记县长外，首要任务是配备一位能力出众的税务局长。
陈云提出的建议上报中央后，获党中央与毛泽东坚定支持。经系列举措，上海税收迅速大幅增长，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第三项举措是推行内部贸易自由化。在陈云指导下，上海与周边地区打破区域封锁，农民粮食可在这些区域自由流通。如此，农民粮食能售得高价，城市粮价下降，工业生产成本降低，工业品价格也随之下降，为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经济基础。第四项是将财经委员会打造成抑制通货膨胀的指挥中心。上海财经委员会（简称“财委”）由陈云到上海后亲自筹建，他对此寄予厚望，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指出：上海财委并非单纯行政机构，而是上海经济发展决策核心，需将各级财委构建成有思想、具战略眼光的指挥机构，各区亦应设立财委，人员需充足，区财委下设金融、财贸等部门，可设秘书或委员。此机构建立，使共产党在与资本家经济博弈中，拥有战略、灵活且高效的指挥体系。此外，为抑制通货膨胀，陈云还提出实施国内汇兑、建立统一发行库、统一税目税率管理、食盐外销管控及重要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配等措施。这些措施均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不久，上海通货膨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资本家企图利用通货膨胀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从根源上化解“两白一黑”难题
在陈云领导下，人民政府初步处理了粮食、棉花、煤炭的供应难题，在与资本家对抗中首战告捷。粮食、纱布、煤炭作为上海生产生活的必需消耗品，因大米与纱布皆呈白色，煤炭为黑色，陈云将这三者简称为“两白一黑”。他意识到，若无法彻底解决这三类物资的供应，资本家仍会借此投机，市场秩序将被扰乱，人民政权也将难以稳固。
上海资本家察觉到这一情况。经历多次挫败后，他们不甘心失败，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大米、纱布、煤炭上，通过投机行为冲击上海经济秩序，企图颠覆人民政府。进行投机时，上海大资本家并不亲自参与，而是诱导、操控部分不法分子进行投机。上海一直是投机分子聚集地，解放后这些投机分子仍依附于资本家，听从其指挥。在资本家操控下，他们集中力量控制大米、纱布、煤炭，冲击市场，扰乱上海经济秩序。陈云敏锐地察觉到，投机分子背后有资本家指挥操控。他意识到，要打击投机活动，粉碎资本家阴谋，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上海经济问题，以稳定全国物价。而解决上海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确保大米、纱布、煤炭这“两白一黑”的供应。他指出，这三样物资是城市的命脉，城市经济正常运行离不开它们。投机分子在这三样物资上做文章，是对我们的挑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白一黑”供应问题。
怎样从根源上化解“两白一黑”难题？陈云对此展开剖析。他意识到，“黑”指的是煤炭问题，解决难度相对较低。只需把控好运输环节，煤炭便能持续供应。关键在于解决大米与纱布问题。这两类物品，一类为食物，一类为衣物，是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我们掌控的数量越多，对市场的调控能力就越强。对市场调控能力越强，社会秩序就越稳定。社会秩序在城市中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我们对粮食的掌控；在农村中是否稳定，则主要取决于我们对纱布的掌控。
1949年发行的报纸上，刊载了政府抓捕“粮老虎”的相关报道。
彼时，华北地区遭遇灾害，粮食减产，投机者趁机倒卖粮食，致使粮价上涨。陈云迅速察觉这一状况，他紧急致电东北财委，要求调拨一批粮食支援华北，并派遣中财委一名副秘书长前往东北，驻守沈阳，确保东北每日向北京发送一列粮食。在北京，他指示在天坛搭建席囤储存粮食，每日增加储备量。此举实为向粮食投机者展示实力。粮食投机者反应迅速，信息灵通，他们在北京的线人也每日前往天坛观察。数日观察后，他们确认政府粮食储备充足，便将此情况告知上海的投机者。上海及全国的粮食投机者见国家粮食储备充裕，便不敢妄动。人民政府获得稳定粮食供应，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
解决大米这一“白”问题后，陈云随即着手处理纱布这一“白”问题。当时，上海资本家指使手下四处收购纱布并囤积，意图操控市场。在投机者疯狂抢购下，上海棉纱价格在不足一月内飙升近四倍。棉纱涨价带动其他商品价格攀升。面对此景，陈云冷静分析经济形势，秘密指示：要让资本家吞下的再吐出来，应趁机将冷门、闲置货物卖给资本家和投机商，不售主要物资；待收紧银根、物价稳定后，趁商人抛售主要物资时购入，再伺机以经济手段打击资本家。陈云的决策获毛泽东、周恩来支持。随后，陈云向全国发电报，具体指挥这场与资本家及投机商的博弈。
解放初期，物价趋于平稳，上海市民在中国银行门前有序排队，把外币换成人民币。
一段时间后，我们储备了大量物资，尤其是纱布。11月25日，陈云下令全国统一开展行动，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出售纱布。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资本家见有纱布出售，认为这是进一步囤积的良机，立即大量购进，有的甚至借高利贷来购买。他们希望在纱布价格上涨时获取高额利润。然而，他们失策了。当他们购进大量纱布时，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仍在持续出售纱布，且价格不断降低。上海资本家见形势不妙，迅速抛售手中的纱布，导致纱布市场价格持续走低，资本家和投机者损失惨重。但陈云并未停止，他指示国家银行和国家企业不得向资本家提供贷款，私营企业不得停产，需照常发放工人工资，同时加大向资本家征税力度，严禁资本家欠税。上海资本家因此难以承受，不得不请求政府回购他们购进的棉纱，政府趁机以极低价格购入大量棉纱。上海许多资本家在经济上遭受重创，有的跳楼，有的则收拾行李前往香港。纱布价格下降迅速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下降，使上海及全国物价基本稳定。通过国营花纱布公司掌握大量纱布，稳定了市场，从根本上解决了纱布问题。
陈云于上海主导的经济博弈，成功遏制了上海资本家，令其不敢再对人民政府发起经济方面的挑战。陈云对资本家的有效管控，对新中国后续历史进程产生关键影响。此举为团结资本家投身新中国建设奠定基础，正是由于对资本家的成功管控，方能实现团结，进而为50年代前期对资本家实施利用、限制与改造政策创造有利条件。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侵犯权益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权益维护协助：河北冀能律师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