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这条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的巨川，以“九曲十八弯”的磅礴之势贯穿华夏大地，滋养了沿岸的农耕文明，又因“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自大禹“疏九河”的传说到当代“数字孪生黄河”的搭建，中国人对黄河的治理已延续三千余年。
据统计，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有明确文字记载的黄河第一次大改道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黄河下游决溢达1500余次，大的改道26次，北抵海河、南夺淮河的“地上悬河”之险，始终威胁着沿黄数千万民众的生存。
先秦至汉唐
（一）传说时代：
黄河的早期治理可追溯至传说中的大禹时期。《尚书·禹贡》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入于海。”尽管这一记载夹杂神话色彩，但其“因势疏导”的理念奠定了中国传统治河的基本逻辑——顺应水情，而非强行堵截。
大禹将黄河从龙门引向低地，通过劈山开渠分散水势，最终导入渤海，其“疏大于堵”的思想被后世奉为圭臬。春秋时期的《管子·度地》更明确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将治河列为治国首务，标志着黄河治理从自发行为上升为国家战略。
（二）汉代的“治河三策”：
西汉时期，黄河下游频繁决溢。据《史记·河渠书》记载，仅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的瓠子决口，洪水便“泛郡十六”，历时二十余年才被堵塞。面对“河患日重”的困局，哀帝时期（前6年）水利专家贾让应诏上《治河三策》，首次系统提出治河理论：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以移民避洪、顺应水势为根本；中策“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主张修建灌溉渠道分流洪水；下策则是“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延续传统堵口之法。贾让三策虽未被立即采纳，却成为中国古代治河理论的里程碑，后世“束水攻沙”与“回河”等策略皆可溯源于此。
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黄河再次大决于荥阳，河道南移，“兖、豫之人，多被水患”。时年58岁的王景临危受命，率数十万民夫展开治理。其核心措施包括：
一是“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构建连续防洪体系；
二是“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疏浚淤塞河道；
三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利用水门调节水量，平衡泥沙淤积。
此次治理成效显著，《后汉书·王景传》载“河汴分流，复其旧迹……水不东侵”，黄河下游进入约800年的相对稳定期，史称“王景治河，千年无患”。这一工程不仅解决了防洪问题，更通过水门调控实现了灌溉与航运的综合效益，标志着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从经验走向体系化。
宋元至明清
（一）北宋的治河困境：
北宋时期，黄河下游河道逐渐北移，逼近河北平原。由于政治中心北移（开封为都），朝廷对黄河防洪尤为重视，但也引发了激烈的“回河”争议。
以李垂、吴奎为代表的“回河派”主张堵塞北流，强制黄河回归京东故道；
而欧阳修、司马光则反对强行干预，认为“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应“顺其所欲”。最终，宋神宗采纳回河派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启动“回河东流”工程，却在次年因黄河决口导致工程失败，损失“兵夫、物料不可胜计”。此后，北宋陷入“决而堵、堵而决”的循环，至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黄河“决内黄口，东流遂断绝”，彻底北徙，形成“横陇故道”，为后世河道变迁埋下隐患。
（二）元明的“束水攻沙”：
元代黄河治理以“保漕”为核心，重点维护会通河（连接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的畅通。至明代，黄河下游“夺淮入海”成为常态，泥沙淤积导致淮河下游积水成泽，凤阳、泗州等地屡遭淹没。隆庆四年（1570年），黄河在邳州决口，“徐州至宿迁小河口三百余里悉为平陆”，漕运中断。此时，潘季驯以右都御史总理河道，开启了前后四任、历时27年的治河生涯。
潘季驯的核心理论是“束水攻沙”。他在《河防一览》中提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主张通过加高、加厚堤防缩小河道断面，提高水流速度，利用水力冲刷泥沙，避免淤积。为此，他主持修建了“遥堤”（远堤，防御特大洪水）、“缕堤”（近堤，约束水流）、“格堤”（连接遥堤与缕堤的横向堤防，防止缕堤溃决后洪水漫流）三位一体的堤防体系，并在江苏清口等地修建减水闸，分泄洪水以减少主河道压力。经此治理，黄河下游“流悉归漕，无旁决”，淮扬地区“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运也得以恢复。潘季驯的理论突破了此前“分流杀势”的传统思路，将治河与治沙结合，标志着中国古代河工技术达到理论化高峰。
（三）清代的“全河综治”：
清代黄河治理延续明代思路，但因河患加剧（据统计，康熙元年至道光二十年，黄河决口达361次），治理更趋系统。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与幕僚陈潢共同主持治河。二人针对当时“堤防残缺、淤沙壅塞”的现状，提出“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方针：
一方面大规模修筑高家堰等堤防，加固洪泽湖大堤以抬高水位，“蓄清刷黄”（利用洪泽湖清水冲刷黄河泥沙）；
另一方面疏通清口、高家堰等关键节点，增设减水坝分洪，并在河南、山东等地种植柳树固堤。
陈潢更发明“测水法”，通过观测水势变化指导堤防修筑，其《河防述言》总结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借清刷黄”等技术要点。
靳辅、陈潢的治理成效显著：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黄河下游“水归故道”，决口基本遏制；洪泽湖水位稳定，高邮、宝应等地积水渐退。然而，因触动地方利益（如治河需征调民夫、增加赋税），二人最终被弹劾去职。此后，清代治河虽有于成龙等官员接续，但因国力衰退、吏治腐败，至乾隆后期，“河工废弛，堤防日坏”，黄河再次进入频繁决溢期。
近现代
（一）清末至民国：
清末，西方水利技术传入中国，治河理念开始向科学化转变。1902年，清政府设立“河防局”，首次引入现代测绘技术测量黄河河道；1913年，北洋政府聘请荷兰工程师方维因主持治河，提出“筑堤防洪、疏浚泥沙”的方案，但因战乱未能实施。民国时期，李仪祉、张含英等水利学家提出“上中下游综合治理”理念：李仪祉主持修建陕西泾惠渠、洛惠渠等灌溉工程，减少入黄泥沙；张含英则系统研究黄河泥沙规律，著《黄河治理纲要》提出“调水调沙”雏形。然而，受限于战乱频仍、资金匮乏，这些规划多停留在纸面，黄河下游年均决口仍达5-8次。
（二）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治理被列为国家重大战略。1950年，中央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启“上拦下排、调水调沙、调沙淤地、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系统治理。70余年来，治黄事业实现三大突破：
其一，防洪工程体系全面构建。 上游修建龙羊峡、刘家峡等水库拦沙调峰；中游开展水土保持，修建淤地坝5.9万余座，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1.5万平方公里；下游构建“上堤下排、调水调沙”的防洪工程体系，加高加固大堤1800余公里，修建东平湖、北金堤等滞洪区，将黄河下游防洪标准从不足10年一遇提升至100年一遇以上。
其二，泥沙治理技术世界领先。 针对“地上悬河”难题，通过“人造洪峰”调水调沙（如2002年起开展的19次调水调沙实验），累计将30亿吨泥沙输送入海，下游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最小过流能力从1800立方米/秒提升至5000立方米/秒以上。小浪底水库投入使用后，更形成“水库调控+河道整治+泥沙综合利用”的现代治沙模式。
其三，生态与民生协同发展。 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湿地修复（如郑州黄河湿地、乌梁素海）、水污染治理（2022年黄河干流全线水质达Ⅱ类）等措施，流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同时，引黄灌溉面积扩大至1.2亿亩，保障了沿黄9省区2.4亿人口的供水安全，真正实现“治河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