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政权不过是失意政客匆忙拼凑的幻象，缺乏统一的政治理念，更无治理国家的实际权力与能力。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便是向侵略者屈膝投降。自其诞生伊始，便注定了走向覆灭的必然命运。
1945年8月16日，南京颐和路上的“新主席官邸”内，尽管外界炎炎酷暑，会议室中却笼罩着一种异样的宁静，仿佛时光在此刻凝固。往昔那些自诩尊贵的汪伪官员，此刻面露忧虑，精神不振，似乎已预感生命的终章即将拉开序幕。路旁的梧桐树上，蝉鸣此起彼伏，虽声声嘈杂，却也增添了几分凄凉，宛如这个夏末，也在无声中演绎着最后的抗争。
汪精卫演讲出色，情感充沛。
回溯至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在仓促之间逃离了昆明，逃亡至越南的河内。彼时，他正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要职。尽管身处高位，显赫一时，实则无力调遣一兵一卒，手中并无真正的权力。汪氏对权力的渴望几近狂热，对于自身的才华亦怀有极高的自信。往昔，他在上海滩塑造的军人形象，宛若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冷酷地阻隔了他迈向权力顶峰的每一步。在内心深处，汪从未有过任何妥协的念头。而今，时机终于到来，他毫不犹豫地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借此迈出了通向那遥不可及的权力梦想的关键一步。
汪精卫的离弃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早在他逃离的前一个多月，他已经秘密签署了背叛的契约。11月12日，汪精卫委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方面的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物，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了秘密的协商。经过多轮的磋商，双方最终达成了所谓的“重光堂协议”。
（一）恰逢签署《华日防共协定》之际，我国正式允许日军进入我国领土，同时将内蒙古地区划设为专门的“防共”地带。
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我国明确表示，日本公民在我国境内享有居住及从事商业活动的合法权益。同时，日本政府亦承诺将撤销其在华的治外法权，并对我国境内日本租界归还事宜进行周密考量。
（四）随着中日经济合作的持续深化，我国对日本在华北地区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具体需求给予了深切关注，并为其创造了众多便利条件。
（五）鉴于事变导致我国境内日本侨民所蒙受的财产损失，日本政府已决定撤回其对战争赔偿金的要求。
（六）鉴于本协定未对日本驻军作出具体规定，在日中两国和平重建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立即启动其撤军的相关程序。①
影佐祯昭，梅机关首脑
次日，即12月22日，汪精卫逃离河内的消息一经传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便立即发表声明，明确提出了处理中日关系的三大方针，即所谓的“亲善友好、共同抵御共产主义以及经济合作”。他亦表达了愿与“对中国抱有深切忧虑且见解独到之士”携手同行的愿望，以期共同寻求构建东亚新秩序的途径。与此同时，他还展现出尊重中国主权、废除治外法权、归还租界等积极举措，表面上看似诚意十足，实则是在公然确认重光堂会谈所达成的“成果”，进而引导汪精卫步入其中。
12月28日，汪精卫于河内公开发表了《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在信中，他恳切地敦促国民政府认真审阅近卫声明的内容，并深入探讨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次日，汪精卫发布了备受争议的“艳电”，对声明中提出的三项原则给予了高度赞誉，并呼吁国民政府以此为基础，与日本政府进行真诚的对话，以期实现和平共存的愿景。
艳电的公布，标志着汪精卫与国民政府的彻底决裂，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日本的怀抱。
《大阪每日》刊载汪精卫密电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率领其亲信团队，乘坐日本货轮“北光丸号”，自河内启程，驶向上海。抵达上海后，他即刻召集了一批汉奸，共同商讨并制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该办法明确指出，首要任务是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订党章，并重新拟定政纲及政策。在此期间，汪精卫被授予全权，负责筹备中央政治会议，主导国民政府的改组以及“还都南京”的相关事宜。31日，汪精卫前往东京，期间，他分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财政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以及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等高级官员进行了会晤。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正式通过了《新中央政府建立方针》，决定全力支持汪精卫组建新的“中央政府”。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达成并签署了正式的协议。《中日关系调整纲要》根据该条约的具体内容，汪伪政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为合法的政权实体，并郑重承诺与日本及伪满洲国并肩作战，共同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条约进一步详细说明了，日本在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及华南的特定岛屿上，拥有政治、经济及地下资源开发的独占权，并将这些区域划定为“日华紧密合作区”。日本在这些区域享有驻军权，并对铁路、航空、水路、港口及通讯设施实施管辖。汪伪政权的各级行政机构聘请日本顾问，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多个领域，对反日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镇压。随着中国“治安恢复”工作的逐步推进，日军开始按照约定逐步从这些区域撤回其驻军。
这实际上已超出了光堂协议的既定范围。日本所承诺的两年内撤军，不过是敷衍塞责的言辞，其成真的几率仍旧渺茫。汪精卫成日本操控中国的傀儡。
汪精卫、东条英机
当汪精卫完全投身于日本的怀抱时，日本开始策划协助他建立所谓的“中央政府”。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其占领区域不断扩大，相继设立了多个彼此独立的傀儡政权。在这些傀儡政权中，由王克敏在北平建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梁鸿志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规模尤为庞大。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汉奸政权。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尽管日本已占据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中国领土，但其“三月亡华”的狂妄野心已宣告破灭。日本逐渐认识到，战争“长期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同时亦饱受沦陷区游击队和民众武装的顽强抵抗。鉴于此，日本试图将这众多规模不一的汉奸政权纳入统一体系，意图在关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傀儡政权。此举不仅有利于统一指挥和调度，还企图借此分化中国的抗战力量，架空蒋介石，对中国的上层人士实施政治诱降。
汪精卫，曾为国民党副总裁，早年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投身革命，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英勇斗争倾注了巨大心力，其在党内地位显赫，举足轻重。然而，时至今日，他已签署了背叛国家的卖国条约，与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相比，在日军眼中，汪精卫似乎更具吸引力，其影响力在国民党内部亦更为深远。在日军势力的扶持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汉奸首脑齐聚。经过细致的筹备与精心的构建，一个囊括全国范围（包括沦陷区）的全新“中央政府”已正式宣告成立。
1939年9月19日，汪精卫、王克敏及梁鸿志在南京汇聚一堂，旨在共商建构伪中央政府的宏大蓝图。遗憾的是，各方在权力分配这一关键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导致三人在诸多核心议题上均未能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在日方精心策划与推动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位关键人物应约汇聚青岛，展开了一场以“和平救国”为议题的会谈。会谈期间，各式人物纷纷登场，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和平假象。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三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汪精卫领衔成立“国民政府”，并担任“中央政府”的代言人。伪临时政府更名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接受伪国民政府的领导；而伪维新政府则被撤销，其事务并入伪国民政府。在人事安排方面，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长一职由陈公博接任，司法院长由温宗尧担任，监察院长由梁鸿志出任，考试院长则是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王克敏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由周佛海担任，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为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则是齐燮元。其他伪军政人员依旧各司其职，大小汉奸各得其所。
王克敏、汪精卫、梁。
伪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按照国民政府的架构重建，部委设置和重庆国民政府基本相同，并且沿用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国歌作为国旗、国徽和国歌。 鉴于日本陆军在战场上难以辨识属于重庆政府的抗日部队，因此向汪伪政权提出了一项特殊要求：在其“国旗”上额外增添一块三角形布料，并明确要求在该布料上绣上“和平反共建国”的字样。汪精卫终究未能逃脱命运的摆布。连象征自己身份的虚伪旗帜都无法自主选择，又何谈拥有真正的国家主权呢？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在这阴霾的背景下，南京城内举办了一场令人作呕的“还都”庆典。无数无辜市民在日伪当局的强制驱使下，被迫走上街头，参与了这场所谓的“庆祝”活动。南京城满目疮痍，沦陷区的民众脸上写满了惊惧。而那些大小汉奸，却在此刻面露喜色，欢声笑语。与此同时，一首首充满讽刺意味的进行曲在空中回响，营造出一种既诡异又荒诞的氛围。
汪精卫就职。
自伪满洲国建立以来，其所作所为卑鄙无耻，一心投靠日本侵略者，沦为忠实走狗。在初期，他们毫无顾忌地推行奴化教育，在沦陷区向民众灌输“中日亲善”以及“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1943年，随着伪满洲国响应日本对英美宣战，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弘扬东亚文化，强化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使命”的口号。随后，在征兵、组建伪军方面积极行动，为日本提供了众多炮灰。为了对抗敌后抗日武装，1941年5月，伪满政府设立了清乡委员会，并于7月份开始在沦陷区展开清乡运动，意图协助日军剿灭敌后的抗日力量。
那些自命不凡，渴望攀登“高官”宝座的汉奸之辈。然而，真相却是，这个由失意政客勉强拼凑而成的伪政权，既未对共同的政治见解与理念产生深刻的共鸣，亦未掌握执掌国家治理所需的权力与相应的能力。它们的唯一共通之处，即在侵略者的胁迫下寻求食物的庇护。自它们诞生那一刻起，便已被命运注定了走向衰败的必然之路。
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齐聚原国民政府考试院明志楼前，共同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以此作为永恒的纪念。
短短两个月内，汪伪政权便应运而生。1940年1月，高宗武与陶希圣——昔日“和平建国”运动的活跃分子，深受汪精卫的影响——在上海悄然离境，辗转抵达香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随身携带着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所进行的秘密会谈文件。高陶二人将这些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真相的文件公之于众，立刻激起了舆论的巨大波澜。那些曾因汪精卫所谓的“曲线救国”言论而迷惑的人们，也因此得以窥见汪精卫认贼作父、徒有虚表的真面目。
至1943年，汪精卫的密友周佛海，作为军统的隐蔽特工，圆满地完成了策反使命。此后，周佛海便化装潜行，秘密地庇护着国民党的军统同仁，并悄然展开了一系列秘密行动。在他的私宅之内，军统秘密搭建了无线电台，并精心选拔了一批精英。这批精英在周佛海的引荐下，成功跻身伪政权，担任了关键职位。
周佛海
随着战局对盟军的优势逐渐显现，汪精卫的命运亦变得愈发岌岌可危。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战机的身影频繁掠过其领土。名古屋这座日本城市，也成了美军战机的常驻地。当时，汪精卫正在名古屋接受治疗，被迫不断搬迁至防空设施，饱受惊慌与恐惧的折磨。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辞世，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汪精卫不幸与世长辞，但那些卖国求荣之辈仍企图苟延残喘，维系着这具傀儡政权的残躯。日本当局随即委派陈公博接替汪精卫，出任伪国民政府的主席之位。尽管政权易主，然而正义的潮流已然不可阻挡。
1945年，太平洋战局急转直下，日本军队节节败退，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封锁圈亦日益收紧。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携手发表《波茨坦公告》，明确向日本提出无条件投降的严正要求。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断然予以拒绝。8月6日和9日，美军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其破坏力之强，史无前例。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翌日，百万苏军迅猛挺进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攻势，迅速将其击溃。
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8月10日，日本天皇亲自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并最终作出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宣布无条件投降。紧随其后的14日，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谷正之与陈公博进行了会面，并向他转达了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这一石破天惊的讯息一经公布，立刻导致伪政府的背后支持体系土崩瓦解。此刻，那虚假政权如同夕阳西下，其权力中枢已主要落入伪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及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二人手中。陈毅将军镇守南京的城防，而周公则在上海长驻。事实上，早在当月的12日，周佛海就已从日方处提前获悉了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他迅速向蒋介石发送了电报，明确表态将动员税警团、保安队、警察等力量，总兵力逾万人，致力于维护上海的治安秩序，并将这座毫发无损的都市毫无保留地奉献于中央政府。
自此，蒋介石将重任交付于周，正式委其执掌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指挥之职，担负起守护京沪地区治安秩序的重要使命。
听闻日本政府即将宣布投降的消息，陈公博多次向周佛海致电，急切地期盼他能够即刻赶往南京。但周佛海正陷于军事部署的忙碌之中，一时间难以抽身，未能及时作出回应。陈公博焦虑不已，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无奈之下，只得直接向重庆的蒋介石发出电报，恳请他接受“维持地方秩序”的重任。考虑到周佛海曾协助其接管，蒋介石不愿承担公然庇护汉奸的罪名，因此对这位汉奸首领选择了缄默不语。
自此，陈公博屡次抛出橄榄枝，热切期盼周佛海能莅临南京，然而周佛海却频以委婉之辞婉拒了邀请。最终，陈作出决策，派遣秘书长赵叔雍前往上海，并特地邀请周佛海亲临。考虑到周佛海在京沪两地早已布局周密，军事部署亦已妥善安排，仅待蒋介石的到来以推动交接进程，赵叔雍于是决定前往南京，参加伪政府的政治会议。
截至8月16日，这段故事的序章已经拉开帷幕。汉奸势力的头目们汇聚于南京颐和路上的“新主席官邸”，举办了一场伪政府的告别政治盛会。随着会议的正式开启，陈公博首先发言，对时下的局势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再次重申了他始终秉持的信念——“各党派务必团结一心，国家务必实现统一”。为了助力国家统一伟大事业的推进，我国政府已作出决策，解散位于南京的伪国民政府。解散该机构虽看似简便，但南京方面涉及的人员众多，对于后续处理的诸多细节，我们实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他试图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然而心中却也难免担忧蒋介石可能不会接受他的请求。周佛海则认为，伪政府既已解散，讨论相关事宜似乎已失去实际意义，于是他未加掩饰地径自离开，甚至未曾回首一顾。
历经五年多的汪伪政权，在未激起广泛反抗的情况下，便如同一缕轻烟般悄然消散，自此在世间彻底消失。
随着汪伪政权的崩塌，昔日的汉奸们犹如惊鸟四散，纷纷寻找藏身之所。首恶陈公博，明知道自己并非蒋介石的亲信，命悬一线，便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逃亡至日本。然而，不久后，国民政府将其引渡回国，经过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1946年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监狱中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伪立法院长梁鸿志携家眷潜逃至苏州，却不幸落入军统的掌控。1946年4月3日，他被押送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并于同年11月9日依法被处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于1945年10月5日在北平被俘，同年12月25日，他在北京北城炮局监狱中因恐惧罪责而自尽。其他汉奸如王揖唐、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等，在战后审判中均受到了应有的审判，被依法执行枪决。
1946年，陈公博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的画面，至今仍鲜明地烙印于民众的记忆之中。
陈群，伪考试院长，遇害身亡。陈因与蒋介石自幼便结下深仇，他对蒋介石绝无可能轻易放过自己的事实心知肚明。在那伪政府宣布解散的那一天，他毅然决然地返回家中，举枪对准了自己的胸膛。然而，他的警卫反应迅速，成功夺下了他手中的枪支，阻止了他结束生命的决断。尽管如此，陈群的意志如磐石般坚定，终于在8月18日，饮下了日本人提供的氰化钾，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原本因协助蒋介石接收上海而侥幸躲过一劫的周佛海，终究未能避开正义的惩处。在民众对惩办汉奸的强烈诉求声中，蒋介石在无奈之下，不得不下令逮捕周佛海。不久后，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但鉴于他在抗战期间曾给予自己一定“协助”，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对周佛海实施了特赦，将其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最终，周佛海于1948年2月28日因病，在老虎桥监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汪精卫墓爆炸前
1946年，随着国民政府即将重归南京，蒋介石下令，将坐落于南京梅花山顶的汪精卫墓园予以彻底炸毁。
何应钦下达命令，派遣74军51师工兵部队，调配50公斤TNT烈性炸药，对汪精卫的墓地实施全面爆破，并将汪氏遗体运送至清凉山火葬场进行火化。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汪精卫的墓穴，犹如其虚幻的春秋之梦，瞬间化作无数碎片。那些昔日的汉奸，终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治，正如俗语所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场人世间的丑剧，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