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句话点破南下死局，徐向前为何没听？几万人命换来的教训
那一夜，草地里的风刮得人心里发慌。毛主席手里提着一盏马灯，昏黄的光晕在他脚下晃来晃去，他就这么一个人，走到了四方面军的驻地，一座破旧的喇嘛寺。
他没进屋，就站在院子里，找到了徐向前。两个人之间没有半句寒暄，毛主席劈头盖脸就是一句：“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南下，你是个什么章程？”
这话问得太重，像一块石头砸在徐向前心口。他能怎么说？一边是共事多年的顶头上司，一边是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院子里的风都好像停了，最后才挤出一句实话：“两军合在一起，就不该再分开。四方面军要是分成两半，队伍怕是不好带。”
这话里头，全是无奈。
毛主席听完，没再追问，只是默默点了点头。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马灯的光影也跟着他来回摇摆，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停下来，只说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转身就消失在了夜色里。
几个钟头后，天还没亮，毛主席就带着一方面军，悄无声息地走了，奔着北边去了。谁都没想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就在这个寂静的夜晚，被硬生生掰成了两半，各自驶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毛主席为什么偏偏在临走前，只找徐向前一个人？因为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八万大军的灵魂人物。更关键的是，徐向前打心底里是赞成“川陕甘战略”的，要不是他，两河口会议上根本掰扯不清楚。毛主席这是把最后的希望，都押在了他身上。
可徐向前，终究是犹豫了。
等到他发现一方面军已经连夜开拔，派人去追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人是追上了，可人家不肯回来。追上去的同志只带回毛主席的一句话，一句仿佛来自未来的谶语：“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
当时，四方面军里头，没几个人能听懂这句话的分量。南下四川有什么危险？那帮川军不都是手下败将吗？想当年，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打得那帮四川军阀抱头鼠窜，简直跟玩儿似的。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兵强马壮，浩浩荡荡近十万人，怎么反倒成了绝路？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
可后来的事实，冰冷又残酷，证明了那盏马灯下的判断，是何等精准。直到在百丈关那个血肉磨坊里，徐向前才真正明白，自己当初看到的，全是假象。
这事儿得从两河口会议说起，那是毛主席和张国焘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红军会师后往哪儿走？这本不该是个问题。中央早就定了北上的方针，要去陕甘建立根据地，靠近抗日的前线。从地图上看，向南是几十万中央军和川军的追兵，向东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岷江防线，向西是鸟不拉屎的无人区。路，好像只有一条。
偏偏就有人不这么看，这个人就是张国焘。他心里头，有个更宏伟的蓝图，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打下成都吃大米！”
攻占中心城市，拿下一整个省，然后图谋全国。这个念头，简直成了张国焘的执念。当年在鄂豫皖，他就非要打武汉，结果呢？大城市没啃下来，反倒让卫立煌抄了后路，好端端的根据地都给丢了，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跑到川陕。
成都，那是“四川王”刘湘的老巢，是整个川系军阀的心脏。想靠武力拿下，简直是天方夜谭。
毛主席对这些地方军阀的脾性，摸得透透的。长征路上，跟粤军、桂军、黔军、川军都打过交道。他发现一个规律，这些军阀打仗，心里都揣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怕跟红军拼光了老本，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
所以，蒋介石才要把红军往四川这个“火盆”里赶。四川当时那叫一个乱，刘湘、刘文辉叔侄俩明争暗斗，再加上杨森、邓锡侯、田颂尧这帮人，个个拥兵自重，地盘犬牙交错。蒋介石的算盘打得精明，让红军进去，把水搅得更浑，他自己只要把住出川的口子，就能安安稳稳地坐山观虎斗。
南下战略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又要打大城市，又想缩在西南的山沟里“偏安”。可西南那地方，穷山恶水，地广人稀，养不起十万大军。钻进去，没有兵员补充，没有粮食来源，只能坐吃山空。
对于张国焘这个人，毛主席是了解的。一大就认识了，知道他自尊心极强，特别好面子。所以会议上，毛主席没直接否定他的南下方案，而是绕着圈子，讲北上川陕甘的好处，把饼画得更大，更有吸引力。
这个北上方案，恰好跟徐向前的想法不谋而合。
其实开会前，徐向前自己早就琢磨过出路问题，结论也是北上。可他没敢直接跟张国焘说，反倒是先找了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商量。用徐向前自己的话说：“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他喜欢自己拿主意，大事很少问我的意见。”
事实就是如此，去两河口开会，张国焘压根没跟他提过南下的事。结果会开完了，他又在那儿抱怨，说大家都不听他的。
徐向前是个纯粹的军人，对那些路线之争，他不想掺和。看着张国焘钻牛角尖，他还说了句公道话，大概意思是路线问题别争了，南有南的难，北有北的难，只要两个方面军在一起，就没过不去的坎。眼下部队连饭都吃不饱，嘴都吃肿了，当务之急是找个有粮的地方。
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张国焘再固执，也知道饿肚子是天大的事。既然谈不拢，那就少数服从多数，先往北边走走看。
就这样，红军总算暂时统一了北上的意见。部队分成左右两路，朱德总司令陪着张国焘在左路军，毛主席、徐向前、陈昌浩则带着总部机关在右路军。
可人心，是最难测的东西。
在右路军的日子，徐向前对两个人有了全新的认识。
一个是毛主席。他发现毛主席这个人，性格爽朗，待人真诚，心里不藏事。过草地那么艰难，毛主席处处照顾四方面军，开路、断后这些苦活累活，都让一方面军顶在前面。这种胸襟，连一向对中央有戒心的陈昌浩都深受感动。北上打了几个胜仗后，陈昌浩的态度也彻底变了，公开表示坚决支持北上。
另一个就是张国焘。搭档三年，徐向前太了解他的脾气了，阴晴不定，说变就变。部队北上后，张国焘的举动就越来越奇怪。他先是借口“统一指挥”没解决，拖着左路军不走。后来又说葛曲河涨水，粮食不够，干脆就地扎营了。
那时候，右路军已经胜利走出了草地，北上的大门洞开。徐向前急得不行，战机稍纵即逝。他和陈昌浩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报催促，甚至商量派一个团带上粮食回去接应，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可他们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消息，而是一封措辞强硬的密电。张国焘命令他们，立刻率领右路军南下，到他那边去会合。
陈昌浩一下就慌了神。说得好好的事，怎么又要变卦？作为政委，他不能不执行命令，可这命令又该怎么执行？关键时刻，还是徐向前稳得住，他说不管怎么样，这么大的事，必须先跟毛主席报告。
徐向前心里跟明镜似的，张国焘突然变卦，八成又是他那点“个人原因”在作祟。他唯一的指望，就是毛主席能再去跟张国焘谈谈，只要红军不分开，南下北上他都认。
这种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张国焘既然敢发这封密电，就说明事情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而在毛主席看来，用右路军的南下，也根本换不来所谓的“团结”。
一边死活不肯北上，一边决计不能南下。徐向前和陈昌浩，就成了夹在中间的“风箱”。
毛主席让他们再劝，张国焘的电报一封比一封急。巨大的压力下，陈昌浩先扛不住了，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也开始支持南下。这个人，一到关键时刻就容易犯糊涂。
最后，就只剩下徐向前了。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得很坦诚：“北上？我一个人，带个警卫员，骑马去追一方面军？当时陈昌浩的威信不比我低，他不点头，我根本带不走队伍。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这是大实话。四方面军是他一手拉扯起来的队伍，八万将士，都是跟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他做不到扔下这八万人，自己一个人走。
他自己也承认：“心软，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毛主席最后托人带话，再次发出了那句沉痛的警告：南下将遇到荒无人烟的雪山、隘路、老林，将遇到饥饿和疾病，将遇到敌人修好的碉堡。南下是绝路。
当时的徐向前，或许还抱着一丝侥幸，万一南下真能打出一片天呢？
可他低估了川军。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的第一仗，对手就是川军。土城之战，因为情报失误，红军一头撞上了川军郭勋祺的主力。那一仗打得极其惨烈，最后连陈赓的干部团都填上去了，才勉强掩护主力撤退。从那时起，毛主席就对川军的战斗力有了清醒的认识。
这支部队，很矛盾。他们装备差，纪律松，很多士兵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军阀内战时，常常一触即溃。
可一旦涉及到保卫家乡，保卫自己的地盘，这帮“烂兵”又能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凶狠顽强，死战不退。
就在红军草地分兵的时候，川中军阀在刘湘的整合下，竟然空前地团结起来，并且全面倒向了蒋介石，拿到了中央的援助，加速了军队的现代化。他们甚至装备了德式武器，组建了所谓的“模范师”。
他们的策略很清晰：红军要是路过，他们可以“礼送出境”。可红军要是想在四川扎根，抢他们的饭碗，那对不起，只能拼命了。
南下初期，仗打得确实顺。红军回马一枪，打了川军一个措手不及。张国焘越发得意，还专门给已经到了陕北的毛主席发了封电报，字里行间全是炫耀，说南下胜利证明了北上是胡说。
可徐向前心里，却一点也乐观不起来。他敏锐地察觉到，川军的败退，是“有意为之”。红军看似在赢，打的却全是击溃战，敌人的有生力量根本没受损，反倒在一步步把红军引向一个巨大的陷阱。
这个陷阱的终点，就是百丈关。
川中有句老话：“得百丈者得成都”。刘湘把川军80多个团，加上薛岳的6个师，超过20万大军，全部集结于此，摆下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就等红军来钻。
刘伯承是四川人，他最懂这里的地形，多次劝张国焘，说百丈关地势开阔，利于敌人大兵团和飞机大炮发挥，红军的运动战优势全无。
可张国焘已经听不进去了，要进成都，百丈关是必经之路。
这就是阳谋。进了这个战场，就只能打阵地战，拼消耗。川军在本土，兵员物资要多少有多少。而红军呢？走完雪山草地，人困马乏，弹药粮食都缺，拿什么去跟人耗？
那一仗，打了整整七天七夜。骁将陈锡联后来回忆起来都心有余悸：“上百挺机枪对着敌人扫，打倒一批，又冲上来一批，那些川军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最终，百丈关没能打开，薛岳的援军又压了上来，红军三面被围，只能惨然撤退。
这一战，成了南下方针彻底失败的标志。八万多人的部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敌人的围剿和饥寒交迫中，锐减到了四万多人。万般无奈之下，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只能掉过头，重新踏上北上的征途。
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残酷的玩笑。
说到底，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靠开会争论出来的，也不是靠谁的嗓门大、兵多将广就能决定的。它是靠实践，甚至是靠鲜血和生命来检验的。张国焘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他个人野心膨胀，最终脱离实际，脱离集体，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这才是他最终悲剧的根源。
正如徐向前晚年沉痛地反思：“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一句话，代价太过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