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天，北京依旧有寒气。滕代远从铁道部部长办公室出来，递上辞职报告，站在楼道里停了一下。报告末尾，他写下“吕正操”三个字，作为接任人选。现场很安静，但这一步不算小。因为这之前，围绕吕正操，已经有人开始盯梢、打主意了。

再往前几个月，政治空气开始变紧，不少老干部被“请去谈话”，说是要“澄清历史问题”。吕正操也被列了名。原因并不复杂，他早年是东北军出身，后来才到共产党队伍；解放战争时也有过战术分歧。到了当时，这些都被人拿成“材料”。

有人想到了铁道部里的那堆会议记录。两人多年在业务上吵过不少，发言、批注、会议纪要都在档案里。几个人拿着材料去找滕代远，希望他点个头。意思很清楚：想从他这儿掰出几句“定性”的话。办起事就顺了。

头一回，滕代远没有顺着他们。他只说：“他懂业务，干得不错。”然后就送客了。这句话不多，但分量够。它把事定在“工作”的范围里，不往别处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就是表态。

那几个人不死心，后来又去了好几趟，还把带有滕代远笔迹的记录放到他面前。滕代远看了几秒，脸沉了下来。然后他说：“要真查问题，我也有责任。他当部长的时候，我还在任。他的事，就是我的事。”这等于把矛头引到自己身上。

滕代远没有回避实情。两人工作上确实吵过。铁路规划、运输调度怎么排，两人当着大伙面顶来顶去。有人现场就说话硬：“这个思路不现实。”另一头回得也直：“不同意见可以提，但不能当众否定决定。”这种对话，在铁道部不算稀奇。

但吵完又能一起吃饭。两天后，吕正操照样去滕家，边吃边聊，像往常一样。部门里有句顺口话：“吵得最凶的俩人，最常一起吃饭。”这不是作戏，而是把事分开办：工作归工作，私心不掺和。对那几年的人来说，能守住这个边，已经不容易。

另外一个现实摆在那儿：说错，可能就酿祸。滕代远当部长这些年，见过不少“突然出事”的人。他把抓工作和扣帽子分得很清。他的态度很直接：不能把正常分歧，当成政治斗争的理由。这句话在当时等于给人垫背。

再说到岗位安排。那几年，全国铁路在扩张，运输压力很大。滕代远身体吃不消，医生劝他休息。但部长这个位子不能空着，很多决策都在路上。他才在辞职报告里写下“吕正操”。这不是一时起意，而是想好了的安排。

其实从1955年起，他就在看吕正操怎么带队伍。那年哈尔滨铁路局出事故，吕正操连夜赶到，调度连转三天，几乎没合眼。回来之后，他没多说话，继续上班。部里不少人记住了这段经历。因为这个，大家心里明白：这人能扛事。

争议也不少。有人说他脾气硬，太轴；还有人说他不怎么会说场面话。这些话在机关里挺常见。滕代远的判断不一样，他说：“动脑子，肯干事，没私心。”这话后来传到了吕正操耳朵里，他回信只写了一句：“您有情有义，我记一辈子。”话不多，但记得住。

事情就顺下来了。那些“找材料”的人见滕代远态度这么硬，也不再上门。吕正操很快接任了铁道部长，继续干了好几年。期间，一些重要线路的方向被定下来。成昆线怎么走、兰新线怎么推，都进入到实打实的安排里。

同样重要的是，从那以后，没人再拿当年的争吵说事。工作上的分歧就留在会议记录里，成了经验教训。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交代；对部里那帮干实事的人来说，是一种踏实。你把边界划清了，大家才敢在桌上把话说开。

简单说，滕代远那句“把我也一块儿批”，是把责任先揽过来，把人先保下来。背后不是人情，是把秤端平。他知道什么该担，什么不该借题发挥。等他一走，岗位有人接，铁路这盘活还在继续。这种交接，是在风口浪尖上完成的。

1958年春末的一天，铁道部的走廊灯光发白，窗外风还凉。滕代远穿着那件旧呢子大衣，手里夹着文件，站了半分钟，转身下楼。楼道尽头，门口摆着一盆长得很慢的绿植，叶片上还挂着水珠。这样直来直去的办事法子，还能在更难的日子里守住吗？

参考资料：

李蓬，《滕代远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中国铁道部史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铁道部志（1949—1985）》，中国铁道出版社，199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滕代远文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